古典音樂裡的東歐：追求心底的聲音

撰文/羅基敏(臺師大音樂系退休教授)

位於俄羅斯與德國、奧地利之間的地理位置，是一般人認知的「東歐」。這一大片土地上，數百年戰火不斷，隨著俄、德、奧勢力的此消彼長，還有法國的插一腳，國家被消滅或國界重劃屢見不鮮。歷史人物的國族認同，與今日的國家疆界大有出入，是今人面對歷史時，必須有的認知。如此複雜的時空背景放在古典音樂史裡觀察，可以看到，十九世紀至今的音樂史，即或戰爭在個人生命中留下印記，作曲家們無論身在何處，皆追求心底的聲音。音樂藝術的跨國界、跨語言、跨文化特質，昭然若揭。

「鋼琴詩人」蕭邦（Frédéric Chopin, 1810-1849）出生時，波蘭王國早已解體，當時的實質統治者是帝俄。1830年十一月初，蕭邦經維也納赴巴黎，於1831年九月中抵達。這段期間，華沙起義亦由開始至被平息；巴黎成為蕭邦生命裡最重要的城市。與蕭邦年齡相仿，也在巴黎以鋼琴演奏出名的李斯特（Franz Liszt, 1811-1886）出生於萊丁（Raiding），當年是匈牙利的德語區小鎮，今日則位於奧地利。相較於蕭邦的內歛，李斯特是炫技演奏的代表人物。以鋼琴演奏起步，李斯特的音樂思考則不止於自己的樂器，他的「交響詩」理念奠定他在音樂史上的地位，對十九世紀後半的樂團作品發展有重大的影響。

德沃札克（Antonín Dvořák, 1841-1904）出生於中波西米亞地區，幾個世紀以來都由奧地利統治，從小雙語長大。1857年九月，德沃札克移居布拉格，當地良好的音樂環境打開了他的音樂眼界，除了接觸古典音樂曲目外，也接觸了當時布拉格興起的捷克民族音樂風潮。1871年年底，他的作品開始在布拉格被演出。短短兩年裡，他已是在布拉格被認同的作曲家，並在1874年獲得布拉格市管風琴師的專職。同年，德沃札克走出布拉格，申請維也納的奧地利國家藝術家獎助，連續五年獲得。1877年，審查委員之一的布拉姆斯（Johannes Brahms, 1833-1897）惜才，將德沃札克推薦給自己的出版社希姆洛克（Simrock）。在希姆洛克出版了《斯拉夫舞曲》（Slawische Tänze, op. 46）後，好評不斷，這套舞曲很快地在各地被演出，並漂洋過海至倫敦和紐約，短時間內，德沃札克成為具國際知名度的作曲家；他和他的貴人布拉姆斯亦結成終身好友。

1891年，德沃札克獲布拉格音樂院作曲教職。同年，紐約國家音樂院重金邀請他至該校任職，期待在他協助下，發展具美國特色的古典音樂。經多方考量與交涉後，德沃札克留職停薪，於1892年九月赴美任職。在美國工作的三年裡，除了教學工作外，德沃札克收集美國民間音樂，期能提供寫作靈感，完成具美國特色的音樂。這段期間的作品裡，1893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卡內基廳首演的第九號交響曲（op. 95，習稱「新世界」），可稱是作曲家最重要的作品。

蕭邦與李斯特豐富了鋼琴曲目，德沃札克的作曲專業更留下許多各式作品，直接反映了十九世紀古典音樂的發展。他們都曾以成長環境的音樂元素寫作音樂，但這些各式舞曲，如匈牙利舞曲、斯拉夫舞曲等等，雖依舊吸引愛樂迷，他們的成功則在於傳統的協奏曲與交響曲中，所謂民族風主要提供了音樂作品更多的顏色。相較於十九世紀作曲家人生的相對平穩，十九世紀末以後出生的東歐作曲家，則面對了更多無法自我掌控的人生。

出生與成長於奧匈帝國，巴爾托克（Béla Bartók,1881-1945）與高大宜（Zoltán Kodály, 1882-1967）在生命的前三十多年裡，走出自己人生的方向。巴爾托克很早就確定走音樂的路，以鋼琴家與作曲家雙重身份闖蕩樂壇。高大宜除了在音樂院學習作曲外，也在大學主修文學史、語言學、歷史等學科。在以匈牙利民歌為主題寫作博士論文時，高大宜發現，當時的所謂民歌集並非純正的民歌，而是十九世紀由人們譜寫的民歌，於是他決定自己進行民歌採集。1905年，高大宜出版了第一批採集的民歌，引起巴爾托克的注意和興趣，兩人成為志同道合的好友。1906年，兩人攜手出版了第一本匈牙利民歌集；這些採集的民歌亦成為作曲的素材。他們民歌採集的地點位於今日的斯洛伐克與羅馬尼亞，當時均為匈牙利王國的統治地區；高大宜的作品《加蘭塔舞曲》（Galántai Táncok）的加蘭塔正位於斯洛伐克。

一戰後，奧匈帝國崩解，失去許多領土。1919年起，匈牙利進入長期的政治動盪。十多年後，三０年代裡，匈牙利與奧地利先後與希特勒結盟，知識份子被輾壓的情形日益嚴重。面對這個狀況，巴爾托克與高大宜走了不同的路。1940年四、五月間，在歐洲早獲肯定的巴爾托克在美國開音樂會、演講，哥倫比亞大學授予他榮譽音樂博士，並提供經費，支持他研究哈佛大學的民歌收藏，諸多正面回響讓他下定決心，離歐赴美。1940年十月，他移居美國，除了譜寫新作外，亦持續著整理民歌的工作。一戰的爆發嚴重影響了高大宜的作曲路，在巴爾托克協助下，才慢慢再重拾作曲。但高大宜對民歌採集的熱誠則從未稍減，他並以採集的民歌為基礎，發展出一套「高大宜音樂教學法」，在今日全球的音樂教育體系中都很受重視。在兩次大戰之間，高大宜完成了他最重要的音樂作品。面對匈牙利的政治變動，高大宜選擇留下，並等到了匈牙利政府將他的教學法納入教育體系中。

1943年二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，巴爾托克提到他的「新」匈牙利藝術音樂創作的理念，係由對過去的與當代的西方藝術音樂之徹底認知獲取作曲技巧，再由新發現的民歌獲取新作的精神，它們可在不同的面向影響創作：調性、旋律、節奏，甚至結構。這個理念不僅在他自己的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，也在廿世紀後半以降的他人作品中經常可見。

盧托斯瓦夫斯基（Witold Lutosławski, 1913-1994）出生不久，德國入侵波蘭、俄國十月革命讓他年幼失怙。雖然終能在華沙接受音樂教育，二戰的爆發卻打斷他赴巴黎精進的計劃。二戰末期，波蘭成為蘇聯附庸國，共黨統治下的史達林式全面思想檢查，包括音樂，讓盧托斯拉夫斯基將精力主要放在改編民謠，以求自保。既使如此，他依舊得以完成《管絃樂協奏曲》（Concerto for orchestra），是這段期間的代表作；作品走新古典主義路線，但已可略窺作曲家日後的發展。1954年以後，波蘭逐漸鬆綁，盧托斯瓦夫斯基終得以實驗自己的音樂思考，也開始有機會赴國外，接觸最新的音樂潮流，例如序列主義（serialism）等，將它們溶入自己的音樂語言。在西歐，盧托斯拉夫斯基很快獲得認同，委創邀約不斷，例如英國皇家愛樂協會，所完成的《大提琴協奏曲》於1970年十月十四日由羅斯托波維契（Mstislav Rostropovich, 1927-2007）在倫敦首演，作品亦題獻給首演獨奏家。雖然年近中年才有機會走自己的路，盧托斯拉夫斯基的音樂成就，讓他被視為二戰後第一位具國際知名度的波蘭作曲家。

生長於匈牙利猶太家庭，李蓋悌（György Ligeti, 1923-2006）的出生地在一戰後被畫歸羅馬尼亞。猶太人的身份讓他難以如父母之願進大學，於是專心走音樂的路，很快成為匈牙利的作曲新秀。在高大宜教學法系統裡成長，李蓋悌早期作品亦可見對使用民歌素材的興趣，1951年完成的《羅馬尼亞協奏曲》（Concert Românesc）即為一例。雖然自1950年起即於布達佩斯音樂院教授和聲、對位、曲式等課程，但共黨統治下史達林式的諸多鉗制讓他失望，《羅馬尼亞協奏曲》只因作品中有些不和諧音，即被禁演。1956年十月匈牙利起義失敗後，李蓋悌知道大環境在短期內不可能改變，當機立斷，於當年十二月離開匈牙利赴奧地利，很快取得奧地利國籍。來到西方世界的李蓋悌不僅迅速融入當代音樂文化，更與時代主流的序列主義對話，持續發展自己的多元音樂語言，獨樹一格，他的多部作品都是廿世紀後半音樂的經典。

潘德瑞茨基（Krzysztof Penderecki, 1933-2020）生長在波蘭充滿壓制的政治環境中，在音樂養成期後，很快嶄露頭角。適逢波蘭鬆綁，他得以獲獎學金出國，與西歐的當代作曲界交流。一九六０年代裡，潘德瑞茨基的作品已儕身西歐前衛派之流。他多次獲得各式西歐國家的獎助金與提供的教職，是少數共黨國家裡得以相當自由來去的人士。潘德瑞茨基的音樂風格多變，早年的前衛風並非一貫持續，由他多部委創作品的各式風格可見一斑。

愛沙尼亞最重要的當代作曲家培爾特（Arvo Pärt, 1935生）出生於蘇聯時期，是第一位以十二音創作的愛沙尼亞作曲家，他到一九六０年代的作品以西方前衛派的手法為主，如音響層、機遇音樂、拼貼等等，也因為如此，頗受統治當局批判，作品演出機會不多。1969年起，培爾特開始研究中古與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，對他日後的創作有不少影響。1975/76年起，培爾特開始以自創的「鐘聲風格」（Tintinnabuli-style）作曲，找到一生的音樂信念。外在環境與內心追求的不協調，促使培爾特於1980年移居維也納，再於次年至西柏林定居至今。

廿世紀裡，東歐作曲家由民歌出發，嘗試走出新路，其發展出的語言與手法，與西歐作曲界對話，進而融合，豐富了古典音樂史；在音樂世界裡，東歐、西歐其實一直是一體的。東歐作曲家的音樂生命路證實了，藝術的發展需要自由的環境，音樂也不例外。